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敲響心跳的鼓聲－《幸福來訪時》(The Visitor)    文/鄭治桂 

意外，讓人不自在，尤其它攪動了我們已走向安穩的生命；但人生是那麼不容易掌握，不管你多麼努力去計畫未來，去迴避未知，上蒼總是為我們帶來奇異的禮物，教人意外。

《幸福來訪時》(The Visitor, 2007) 的導演湯瑪斯麥卡錫(Thomas McCarthy)從大都市一間公寓的意外房客的開始，無聲地鋪排跨文化的多民族關係，在美國的世界櫥窗－－紐約，拉出一個異國色彩的圖像，在地鐵、在酒館、在街頭，以一面非洲鼓，漸漸敲響過客心中的回聲。

一個原籍敘利亞的藝術家塔瑞，酒館賣藝、街頭表演的非洲鼓手，時常過著阿拉伯時間(遲到一小時)，和編結手環在市集販售的塞內加爾裔女友，帶著非法居留的隱憂，穿梭著紐約的白天和夜晚，小心地享受著自己祖國所沒有的自由。

許多人並不知道，非洲鼓的三拍節奏，和西方古典音樂所鍛鍊出來的四拍系統很不一樣。而令人怦然心動的鼓聲，並非一味用力氣敲擊的樂器，它也能從綿密的輕拍開始，漸漸地將節奏貼上你的脈搏，跟心跳一起震動。

鋼琴，是大學教授華特思念逝去妻子的一種戀眷，是睹物思人的依憑，即使他沒有天份，仍舊一換再換鋼琴老師，消沉在回憶的心境中，彈著孤寂的琴鍵。在獨居的日子裡，若不是一場不甘情願而參加的學術研討會，讓他回到曾與妻子居住的紐約舊宅，也許他還是日復一日的過著對學生冷漠、因循著校園行事曆，二十年來重複著心中沒有意義的事！說他自私、不近人情，甚至尸位素餐，也無法改變他的生活，除非一場生命的意外教他醒過來。

即使他關上心門，牴舔記憶的傷口，對世界冷漠，藉口保護自己，總有意外的天使會降臨，以各種奇特的身分，進入生命之中。當華特在自己紐約的屋裡發現塔瑞這一對不速之客(The Visitor)時，又怎會料到，這對非法居留的佔住者，竟是為他打開另一扇生命之窗的天使？而華特卻收留了他們，他又哪能料到，一面非洲鼓，會為自己的生命帶來巨大的改變？當初小小的善念，能夠扭轉他對世界的看法。

鼓聲砰響，穿越人們嚴密的防線，就像脈搏的振動，敲響心房。

鼓，是合群的樂器，它互動的節奏，是聚會的合鳴；它是街頭的藝術，是別於高度系統化的精緻藝術；它是野性的呼喚，遠自亙古穿越時空召喚沉睡靈魂的心跳；它是草原上部落民族的歡唱，也是都市群居的化外地界裡過客的即興節奏，在夜之俱樂部裡與吉他弦樂和諧奏鳴的原始樂音。

逐漸地，象牙塔裡的大學教授，從鋼琴到非洲鼓，走向街頭，開始和一群陌生的樂手併肩擊鼓。

經濟社會高度發展的都市文明，多少人悠遊在熟練而世故的姿態中，不覺自已被心靈的冷漠、階級的隔閡所包圍，而漸漸吝於對世界付出，宛如一種不自覺的慢性絕症，像瘟疫般傳遍人群；城市風景在行人匆促的眼神一瞬而過，往往視而不見，而穿梭都市隙縫的鼓手，他們不只是街頭的賣藝人，其實也是讓匆忙的過客駐足，欣賞世界的信使。

後來塔瑞因為一個小意外被移民局拘提準備解遞出境，拘留所裡華特以桌面為塔瑞擊鼓的一幕，透露了一片透明玻璃就隔開了自由與不自由的處境，而拘禁卻隔不開勝於言語的鼓聲默契。在無言中，無助的處境揉雜了片刻的樂觀，既深刻又動人。

當華特不計代價地為塔瑞奔走居留官司，而終告失敗時，社會菁英與利益階級一朝面對政府法律的無力感，讓華特也開始感受到命運完全由人掌握的權威力量，他從沮喪到氣憤得失去理智的那一刻，那個毫不寬待學生遲繳作業的教授，也開始從階級的底層來體會那種毫無招架之力的處境。

個人終究抵擋不了政府的力量，不管是保守的政權或是自由的國家，人們終究要回到自己的文化去面對生命；不管是暫時或是永遠，是自由的選擇還是被迫的接受；也不管是命運的嫁接還是斷裂，是文化切分還是國界的豎立，人的界線是那麼容易一道道豎立起來，國籍、民族、血緣、膚色、語言，甚至音樂。導演在意外訪客(the visitor)的失望與吶喊中留下了溫情與無奈的同情，苦澀地串起人與人之間可貴的相遇。

令人驚豔的是飾演鼓手塔瑞的母親(Hiam Abbass飾)，她來到紐約，隔著一道拘留所的外牆，守在外頭咖啡廳裡等待，寧靜地展現一個母親的意義──讓兒子感覺她就在他身旁。也許在政治處境中維持尊嚴的唯一選擇，就是面對不公平時，無能為力的堅持。她的內斂沉毅與幽曖光芒，令人想起在她<檸檬樹>(Etz Limon, 2008)中演出兒子遠離時，那守護家園堅毅而孤立的孀婦。已屆中年的她，有一種從眼眸深處湧現堅定力量的美豔。

片尾，在地鐵中，華特帶著塔瑞留給他的非洲鼓，敲擊著他的憤怒，在地鐵轟隆聲中顯得那麼孤獨，卻像是開始覺醒的呼喊，迴響在漠然與匆忙的人群之間。這個世界仍然是他先前歸來的紐約，但他卻不一樣了。

鼓聲啊，原是心跳的回聲；鼓，它讓心中渴望鼓聲的人，能聽見他人的情感，也開始聽見自己的心跳。